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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西方何以誤讀中國社會信用體系?
2019年10月17日 瀏覽 來源:源點credit 專欄:信用研究薈萃

獨家:西方何以誤讀中國社會信用體系?

  作者:源點SCSs翻譯組

  本文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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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ouise Matsa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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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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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點SCSs翻譯組成員董振磊、李鵬輝、安德森、袁培入

  合作翻譯了這篇文章

  隨著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不斷深入

  外部世界對此的了解也逐漸從膚淺和偏見中走出

  盡管貿易摩擦愈演愈烈

  我們還是該對這個世界充滿信心

  畢竟

  誠者,天之道也

  在大眾的想象中,它僅次于《黑鏡》(Black Mirror)和《老大哥》(Big Brother),但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工程遠比一個萬能的數字分數復雜得多。

  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訪問了華盛頓特區的一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就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發表了內容廣泛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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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China Speech at Hudson Institute

  扎著閃亮的藍色領帶,他僵硬地站在那里,首先指責中國共產黨干涉美國政治,并指使中國企業采取“任何必要手段”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彭斯隨后將注意力轉向中國侵犯人權的問題,著眼于一個特殊的政府舉措:社會信用體系工程。“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到2020年,實施一個以控制人們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為前提的奧威爾體系,即所謂的“社會信用評分”,彭斯說,“用該計劃的官方藍圖的話來說,它將‘使守信者處處受益、失信者寸步難行’”。彭斯的講話呼應了過去幾年西方媒體一貫的報道論調,這些報道將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描繪成一場直接對應《黑鏡》(Black Mirror)的反烏托邦噩夢。這些文章和廣播片段經常說,中國政府正在使用一種未來主義的算法,將人們的社交媒體關系、購買歷史記錄、位置數據等信息匯集成一個分數,來決定他們的權利和自由。據稱,政府可以實時分析數億裝有面部識別功能的監控攝像頭拍攝的視頻,然后對你的違規行為扣分,比如亂穿馬路或沉迷電子游戲。但在中國,政府并沒有給每個人都評出一個萬能的分數,至少目前還沒有。彭斯提到的“官方藍圖”是中國五年前發布的一份規劃文件,推行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項記錄公民、公司和政府官員日常行為的計劃。中國政府和官方媒體說,這個工程旨在增強公眾信心,打擊腐敗和商業欺詐等問題。而西方批評人士往往將社會信用視為一種侵入性的監控手段,用來懲罰持不同政見者和侵犯人們的隱私。距離政府自行設定的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最后期限還有一年多時間。研究中國法律的專家認為,該體系遠非西方大眾想象中那種可怕的老大哥機構。耶魯大學法學院(Yale Law School)蔡中曾中國中心(Paul Tsai China Center)高級研究員道姆(Jeremy Daum)表示:“我真的認為,知道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美國人,比知道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中國人要多得多。”目前的體系更多的是由區域試點和實驗工程拼湊而成,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什么會在全國范圍內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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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emy Daum但西方對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可能的演變走向憂心忡忡,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對已經發生的事情的討論。批評通常基于遙遠未來的最壞情況,并且冒著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過程中面臨的阻礙最小化的風險,就像現在一樣順暢實施。這些夸張的描述也可能對淡化世界其他地方的監控行為有所幫助。道姆說:“因為中國經常被認為是一個極端,我認為這種夸張讓討論目標偏向。”“因此,任何比那個想象中的社會信用體系侵略性小的行為似乎都是可以接受的,因為至少我們沒有像中國那么糟糕。”誤解的成因當追溯一系列誤解產生的原因時,我們會發現此類論調最初的發源地令人頗為意外:美國自由公民聯盟(ACLU),一個從未在中國境內設立分支機構的非營利性組織。作為負責ACLU講演、隱私與技術方案的策略分析師,杰伊-斯坦利通過個人媒體表達了自己對于公民自由正逐步受到威脅的擔憂。2015年10月5日,他發布了一篇題為“夢魘般的中國公民信用分是對美國民眾的警示”的文章,這篇文章中的觀點頗能代表眾多新聞媒體起初的論調,盡管這些論調大多來源于口耳相傳的二手信息,而非實地考察所得的新聞成果。斯坦利的撰文素材大多來源于美國本土網站Privacy News Online上一篇論點相似的文章,而這篇文章則是引自另一篇發布于某瑞典網站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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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 Stanley

  如今,斯坦利表示,自己當時意圖強調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是對美國的警示。“這真的意味著我們將被引向一條通往黑暗未來的道路”,斯坦利表示,“已經有許多跡象清晰地表明,同樣的故事正在美國上發生”。ACLU的論調在西方絕非孤例,其他眾多新聞媒體同樣以中國初生的社會信用體系為例,試圖喚起本地公民對于隱私權和社會監控相關話題的關注。“當我環顧四周,我愈發感覺到覆蓋全美的社會信用體系也已在我們身邊生根發芽,而這似乎與中國并無分別”,卡西·牛頓,美國科技媒體網站The Verge撰稿人,上月在一篇廣為傳播的通訊報道中寫道。“中國的反烏托邦技術很可能具有相當的傳染性”,《大西洋月刊》去年同樣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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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y Newton盡管大量的記者和學者已經試圖去糾正新聞媒體的錯誤論斷,有關中國社會信用分的魔幻報道仍然在西方世界廣為傳播。“目前有關此類話題的錯誤報道實在太多,幾乎處于失控狀態”。沙澤達·艾哈邁德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生,專門研究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她說:“目前市面上的許多文章,仍然在引用發布于2014年或是2015年、現在已經遭到大量駁斥的錯誤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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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zeda Ahmed

  然而,這些誤解并非無法理解。首先,語言障礙的確客觀存在。道姆表示,“社會信用”這一詞匯在漢語和英語體系中有著不同的意義。對于一名英語使用者而言,這一詞語更多突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聯;而在漢語體系中,這一詞匯則更多代表了“公共誠信”的意義。同時,語言障礙更加限制了我們解讀那些浩如煙海的法律文件。“我認為語言才是真正的障礙”,道姆說道,“無論是法律術語,政治術語,還是漢語和英語之間,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有關社會信用體系的最初方案發布于2014年,這一方案內容相對模糊籠統,并未闡明這一工程最終將涵蓋哪些內容。“在政策制定之初,政策制定者期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夠分別按照自己的方式,對政策進行解讀與執行”,中國海洋大學法學院教授戴昕在接受采訪時說道,“因此,當眾多參與者試圖按照他們自己的理解去推行各類迥然不同的項目時,整個行業就會顯得龐雜而無序”。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初期,各級政府曾與企業開展廣泛合作,共同探索一些新興項目,例如由私營大數據企業計算生成的各類信用分,而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螞蟻金融服務集團推出的芝麻信用分。在2015年,中央政府授權8家大數據企業試點研發個人征信系統,螞蟻金服是其中之一,而它背后的控股企業,正是中國商業巨擘阿里巴巴。芝麻信用分不僅將個人金融履約信息納入信用評估范疇,同時也將人脈關系、購物習慣等納入其中,這使得這一信用分產品在西方受到廣泛關注,包括一篇《連線》封面報道。到了2017年,中國政府宣布,基于潛在利益沖突的考量,所有的個人征信試點項目無一達標。但在一開始,即使是中國國內也難以區分這些個人征信試點項目與政府信用建設試點的不同。艾哈邁德說:“我認為中國公民或許一直不太明白這二者之間的區別。”“因為在一開始,芝麻信用就將自己對全社會信用建設的貢獻作為賣點。”今天,芝麻信用,以及其他類似的舉措,本質上就像忠誠獎勵計劃一樣發揮作用。評分高的用戶可以免押金租借自行車或者暫緩支付醫藥費,但這些分數并非法律體系的一部分,不會要求任何人強制加入。地方社會信用體系工程是最受西方國家關注的政府主導的社會信用體系工程。數十個中國城市正在探索他們自己版本的社會信用體系,一些城市設計了對個人進行信用評分的項目。很大程度上,這些舉措并不于依賴大規模監控或者超強的人工智能,許多公民甚至可能不知道它們的存在。這些項目差異巨大,很難一概而論。例如,一些項目正在采用區塊鏈技術。目前還不清楚,如果可能的話,某些試點何時會在全國施行。距離北京約500英里的榮成市,是實施居民個人社會信用評分的城市之一。根據政策文件描述,其范圍相對有限。違反現有的法律、法規或參與的合同會導致扣分。因此,保持“良好信用”是一種遵循現有規則的行為。保持高分的好處也相當有限,比如免費的健康檢查和申請無息貸款的資格。艾哈邁德說:“看看,這實施起來有多么零碎,你會發現不同的政府擁有的資源并不相同。”“一些較小的城市只能提供幾種令人提不起興趣的好處。”黑名單和紅名單社會信用體系的主要機制是全國性的黑名單和紅名單。每一個監管機構都被要求出具一份嚴重違法者的名單,包括那些違反了已有的行業規定的企業和個人。而紅名單恰恰相反,它們記錄了守法守規的企業、個人。這些檔案隨后在一個名為“信用中國”的匯總網站上被公開,任何人都可以在那查詢。聯想一下BBB信用評級,或者米其林餐廳星級。(源點注:BBB,是北美一家致力于促進市場信任的私營非盈利組織,成立于1912年,根據其“商業誠信標準”,向企業出具信用等級(A+到F不等),目前向40萬家企業出具了評級)。許多政府部門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在備忘錄中,他們承諾會懲罰彼此黑名單上的個人和企業。打個比方,如果這個系統在美國,一個企業現在可能會因為違反食品和藥品管理局的規定而受到環境保護局的額外處罰。沒有證據表明公民的社交媒體或購物數據被納入其中,至少現在還沒有。道姆說:“他們這么做是為了把這些記錄共享給其他部門。”“不知何故,這被解釋為你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著,我并沒有見到這種情況。”中國的法律研究人員特別關注其中一個數據庫:最高人民法院擁有一份不執行法院判決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例如不繳納罰款,但也包括其他一些情況,比如沒有向受害方正式道歉。被列入這個黑名單現在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你可能買不到高鐵票,乘坐飛機或者送孩子去私立學校。據官方報告,截至今年3月,超過1300萬人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被限制購買的機票超過2000萬張。臺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的博士后陳玉潔介紹,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對那些實際上已經遭受違法后果的人施加了“不相稱的、武斷的、廣泛的懲戒”。她還擔心這份名單會懲罰那些沒有犯任何過錯的人,比如因為父母的行為而被禁止進入特定學校的孩子。目前尚不清楚,如果公民被意外列入名單,或者履行法院命令的義務后,他們是否能有效地從名單里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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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潔艾哈邁德寫道,為了執行這些懲戒,政府正在利用技術平臺共享黑名單。這樣,人們就不能在網上訂票或購買火車票了。地方政府還要求媒體協助開展針對失信主體的公共輿情引導的批評行動。在南方城市南寧,社交應用抖音與當地法院合作,在視頻之間播放被列入黑名單的個人照片,比如一張數碼大頭照。在北方城市石家莊,黑名單上的個人和組織會顯示在社交程序微信的地圖上。這些功能目前還沒有普及,但仍引發了人們對隱私的擔憂,尤其是當人們被錯誤地添加到黑名單中,然后這些信息被散播給他們認識的所有人的時候。社會信用體系的未來隨著2020年最后期限的臨近,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很大程度上仍處于發展階段。然而,有一些跡象表明,該體系可能很快會包含更多形式的數據收集。例如,陳玉潔說,信用中國網站已經鼓勵用戶通過人臉掃描來登錄,盡管這不是強制性的。如果政府能夠說服人們更多地使用面部識別功能,那就會有人臉識別數據。戴昕教授介紹道,與此同時,中國學者已經開始討論該工程可能帶來的隱私和其他風險。在一定程度上,他們也受到了西方對社會信用體系的巨大關注的影響,盡管社會信用體系在西方往往沒有得到準確的描述。他說,“整個體系太大了,各地都不一樣。我們很容易在不了解整體信息的情況下,對它產生某種誤解,或者只抓住其中的一部分,變成了盲人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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